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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袁崇焕陛见毛文龙鸭绿江之捷大清收诸部落（第1页）

袁崇焕陛见

先前，袁崇焕在宁远主政期间主张与后金议和。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十月，他派遣喇嘛僧镏南木座等人前往后金军中慰问，试探议和之意。僧人返回后，皇帝下诏认为喇嘛带回的议和书信是欺诈，要求袁崇焕严阵以待，不要被对方的谦逊言辞所迷惑。天启七年（1627年）二月，袁崇焕奏报敌方使者前来求和，皇帝也认为敌人诚意难以置信。同年七月，因袁崇焕说他议和是为了侦探敌情，引起朝中很多争议，袁崇焕以病为由请求辞职，议和之事未有进展。

到了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七月癸酉日，皇帝在平台召见袁崇焕，对他进行了深切慰劳，并询问何时能平定边关。袁崇焕回答：“五年内为陛下肃清边陲。”皇帝说：“若能在五年内消灭敌人，我绝不吝啬赐予你封侯之赏。”当时四位辅臣钱龙锡等人在场，一致称赞袁崇焕的胆识、气概、见识与方略，称其为难得的奇男子，皇帝听后非常高兴，赐予袁崇焕茶果瓜饼后让其退下。袁崇焕离开后，朝臣询问五年之约是否确有把握，袁崇焕解释说：“皇帝期待迫切，五年之期只是安慰圣心。”有识之士便认为：“皇帝如此英明，日后必定会按期要求成效，那时袁崇焕的处境将十分危险。”

当时朝廷担忧毛文龙难以驾驭，大学士钱龙锡与袁崇焕谈及此事，袁崇焕便有了除掉毛文龙的打算。癸未这一天，皇帝赐予袁崇焕尚方宝剑。此前，后金降将李永芳向后金主建议：“如果后金大军深入中原，需谨防毛文龙截断后路，因此可以写信给袁崇焕，诱使其杀掉毛文龙，并假装答应归还辽地。”后金主采纳了这个建议，袁崇焕在回信中暗中同意，但因随后称病回乡，此事暂时搁置。此次重任辽东后，袁崇焕认为除掉毛文龙后，就可以收复辽地，便奏请减少毛文龙驻扎的皮岛上军粮，借此引兵变，最终朝廷削减了八万军粮，只解送二万八千，但实际并未解送。

当时屯田主事徐尔一在家中感叹道：“辽东用兵十年，历任辽东经略如杨镐丧师、袁应泰陷城、熊廷弼败逃、王化贞错失良机、总兵刘綎阵亡、马林挫败等，其他的失败也不可胜数，还有众多投降者。唯独毛文龙坚守九年，护持朝鲜、中国边境，收复城池，擒获俘虏，而朝廷诸臣却对其反有异议、削减军饷。一旦军饷减少，将士必然丧失斗志。”徐尔一为此上疏，但未得到朝廷重视。

毛文龙鸭绿江之捷

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后金五皇子、六皇子及将领刘爱塔率领两万兵马从镇江出，意图报复之前在义州的战败。毛文龙以八千兵马及部下十名将领迎战，刘爱塔率四百骑兵在战斗中败北，被迫投降毛文龙。此后，后金秘密致信袁崇焕，重提旧约，并以除掉毛文龙作为条件，袁崇焕相信了这一提议。

译者注：1。作者计六奇认为袁崇焕是中了后金的离间计，以为杀了毛文龙就可以换取辽地，这个观点过于艰难，未免小瞧了袁崇焕。根据史料记载，袁崇焕之所以要杀毛文龙，可能与毛文龙不听指挥、虚报兵饷、伪构捷报等跋扈事迹有关。

大清收诸部落

起初，在广宁（今辽宁北镇市）以北的边塞之外，有炒化、暖兔、贵英等多个部落。同时，蓟镇（今河北北部一带）的三个军区，有三十六家部落负责守卫边关，这些部落都曾接受明朝朝廷的赏赐。此时，朝廷内外遵循皇帝的旨意，一并取消了对这些部落的赏赐，各部落对此哗然。恰逢此时塞外生饥荒，各部落请求赈济，但皇帝坚决不给。于是，东部边界的诸多部落纷纷离散而去，被后金全部收归其治下的建州女真。自此，明朝边防形势陷入难以收拾的局面。

这一切生在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七月。

译者注：1。袁崇焕在明朝末年是颇具争议的人物，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坚守辽东防线，对抗后金的入侵，尤其以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闻名于世。然而，袁崇焕主张与后金议和的策略在当时朝廷中引了激烈的争论，尤其是在议和动机和可行性上。他与毛文龙的关系更是复杂，毛文龙虽在抗击后金上有一定战绩，但也因其难以驾驭和行事独断而成为争议焦点。

崇祯皇帝初即位时对袁崇焕抱有极高期待，希望通过袁崇焕的才能和承诺能够在五年内平定边患。然而，袁崇焕提出的五年期限与其说是确切的战略规划，更像是对新皇急于求成心态的安抚，这在当时就被有识之士认为可能会为袁崇焕未来处境埋下隐患。

毛文龙之死无疑是袁崇焕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利用朝廷对毛文龙的疑虑和不满，借尚方宝剑除去毛文龙，表面上是为了统一指挥、提高作战效率，但实际上这一做法也可能削弱了明朝在辽东地区的防御力量，导致了战略平衡的打破。毛文龙虽存在问题，但他驻守的皮岛对后金构成了战略牵制，其被杀后，后金在辽东战场的压力骤减，间接加了明朝在辽东的溃败。

徐尔一所表达的观点揭示了明朝末年辽东战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历代经略、总兵的失败和毛文龙的独特作用都反映了当时明朝边防体系的脆弱和朝廷决策的纷乱。袁崇焕与毛文龙之间的矛盾，以及对议和策略的运用，都反映出袁崇焕在应对复杂局势时的权宜之计与理想主义之间的冲突，同时也暴露了明朝末期中央与地方、文臣与武将、战略与战术之间存在的深层矛盾和问题。

如果袁崇焕能够在议和策略上更加审慎，妥善处理与毛文龙的关系，以及得到朝廷更为明智的支持和信任，或许明朝在辽东的战局会有不同的走向。然而，历史不能假设，袁崇焕最后因多种因素而遭处死，无论他是忠是奸，都是明朝灭亡前夕的一大悲剧。

袁崇焕陛见

先前，袁崇焕在宁远主政期间主张与后金议和。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十月，他派遣喇嘛僧镏南木座等人前往后金军中慰问，试探议和之意。僧人返回后，皇帝下诏认为喇嘛带回的议和书信是欺诈，要求袁崇焕严阵以待，不要被对方的谦逊言辞所迷惑。天启七年（1627年）二月，袁崇焕奏报敌方使者前来求和，皇帝也认为敌人诚意难以置信。同年七月，因袁崇焕说他议和是为了侦探敌情，引起朝中很多争议，袁崇焕以病为由请求辞职，议和之事未有进展。

到了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七月癸酉日，皇帝在平台召见袁崇焕，对他进行了深切慰劳，并询问何时能平定边关。袁崇焕回答：“五年内为陛下肃清边陲。”皇帝说：“若能在五年内消灭敌人，我绝不吝啬赐予你封侯之赏。”当时四位辅臣钱龙锡等人在场，一致称赞袁崇焕的胆识、气概、见识与方略，称其为难得的奇男子，皇帝听后非常高兴，赐予袁崇焕茶果瓜饼后让其退下。袁崇焕离开后，朝臣询问五年之约是否确有把握，袁崇焕解释说：“皇帝期待迫切，五年之期只是安慰圣心。”有识之士便认为：“皇帝如此英明，日后必定会按期要求成效，那时袁崇焕的处境将十分危险。”

当时朝廷担忧毛文龙难以驾驭，大学士钱龙锡与袁崇焕谈及此事，袁崇焕便有了除掉毛文龙的打算。癸未这一天，皇帝赐予袁崇焕尚方宝剑。此前，后金降将李永芳向后金主建议：“如果后金大军深入中原，需谨防毛文龙截断后路，因此可以写信给袁崇焕，诱使其杀掉毛文龙，并假装答应归还辽地。”后金主采纳了这个建议，袁崇焕在回信中暗中同意，但因随后称病回乡，此事暂时搁置。此次重任辽东后，袁崇焕认为除掉毛文龙后，就可以收复辽地，便奏请减少毛文龙驻扎的皮岛上军粮，借此引兵变，最终朝廷削减了八万军粮，只解送二万八千，但实际并未解送。

当时屯田主事徐尔一在家中感叹道：“辽东用兵十年，历任辽东经略如杨镐丧师、袁应泰陷城、熊廷弼败逃、王化贞错失良机、总兵刘綎阵亡、马林挫败等，其他的失败也不可胜数，还有众多投降者。唯独毛文龙坚守九年，护持朝鲜、中国边境，收复城池，擒获俘虏，而朝廷诸臣却对其反有异议、削减军饷。一旦军饷减少，将士必然丧失斗志。”徐尔一为此上疏，但未得到朝廷重视。

毛文龙鸭绿江之捷

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后金五皇子、六皇子及将领刘爱塔率领两万兵马从镇江出，意图报复之前在义州的战败。毛文龙以八千兵马及部下十名将领迎战，刘爱塔率四百骑兵在战斗中败北，被迫投降毛文龙。此后，后金秘密致信袁崇焕，重提旧约，并以除掉毛文龙作为条件，袁崇焕相信了这一提议。

译者注：1。作者计六奇认为袁崇焕是中了后金的离间计，以为杀了毛文龙就可以换取辽地，这个观点过于艰难，未免小瞧了袁崇焕。根据史料记载，袁崇焕之所以要杀毛文龙，可能与毛文龙不听指挥、虚报兵饷、伪构捷报等跋扈事迹有关。

大清收诸部落

起初，在广宁（今辽宁北镇市）以北的边塞之外，有炒化、暖兔、贵英等多个部落。同时，蓟镇（今河北北部一带）的三个军区，有三十六家部落负责守卫边关，这些部落都曾接受明朝朝廷的赏赐。此时，朝廷内外遵循皇帝的旨意，一并取消了对这些部落的赏赐，各部落对此哗然。恰逢此时塞外生饥荒，各部落请求赈济，但皇帝坚决不给。于是，东部边界的诸多部落纷纷离散而去，被后金全部收归其治下的建州女真。自此，明朝边防形势陷入难以收拾的局面。

这一切生在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七月。

译者注：1。袁崇焕在明朝末年是颇具争议的人物，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坚守辽东防线，对抗后金的入侵，尤其以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闻名于世。然而，袁崇焕主张与后金议和的策略在当时朝廷中引了激烈的争论，尤其是在议和动机和可行性上。他与毛文龙的关系更是复杂，毛文龙虽在抗击后金上有一定战绩，但也因其难以驾驭和行事独断而成为争议焦点。

崇祯皇帝初即位时对袁崇焕抱有极高期待，希望通过袁崇焕的才能和承诺能够在五年内平定边患。然而，袁崇焕提出的五年期限与其说是确切的战略规划，更像是对新皇急于求成心态的安抚，这在当时就被有识之士认为可能会为袁崇焕未来处境埋下隐患。

毛文龙之死无疑是袁崇焕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利用朝廷对毛文龙的疑虑和不满，借尚方宝剑除去毛文龙，表面上是为了统一指挥、提高作战效率，但实际上这一做法也可能削弱了明朝在辽东地区的防御力量，导致了战略平衡的打破。毛文龙虽存在问题，但他驻守的皮岛对后金构成了战略牵制，其被杀后，后金在辽东战场的压力骤减，间接加了明朝在辽东的溃败。

徐尔一所表达的观点揭示了明朝末年辽东战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历代经略、总兵的失败和毛文龙的独特作用都反映了当时明朝边防体系的脆弱和朝廷决策的纷乱。袁崇焕与毛文龙之间的矛盾，以及对议和策略的运用，都反映出袁崇焕在应对复杂局势时的权宜之计与理想主义之间的冲突，同时也暴露了明朝末期中央与地方、文臣与武将、战略与战术之间存在的深层矛盾和问题。

如果袁崇焕能够在议和策略上更加审慎，妥善处理与毛文龙的关系，以及得到朝廷更为明智的支持和信任，或许明朝在辽东的战局会有不同的走向。然而，历史不能假设，袁崇焕最后因多种因素而遭处死，无论他是忠是奸，都是明朝灭亡前夕的一大悲剧。